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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ony之前发表的一篇题为《TED怎么应用于课堂》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位设计师在课堂上将TED演讲的视频应用到了教学上。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值得每一位老师去借鉴与学习，因此，Tony在文中讲述了“基于TED演讲的课堂”的构思。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除了Tony漂亮的构思之外，还有那被作为典范的TED演讲——《游戏创造美好生活》。

Michael是70后和80后的骑墙派，小的时候也非常喜欢电子游戏，红白机、Gameboy，坦克大战、超级玛丽、魂斗罗、世嘉与任天堂都是儿时的记忆。但是，父母还有老师都告诉我，好孩子不能玩电子游戏。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在大肆渲染电子游戏如何如何让孩子误入歧途。一时间，人们对电子游戏这个舶来之物的恐惧有如瘟疫，严厉并且彻底地压制孩子对电子游戏的兴趣；但是另一方面，孩子们在重压之下对电子游戏依旧趋之若鹜。父母在游戏机室门前痛打孩子的一幕在那个年代可谓司空见惯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孩子长大成人，也为人父母了，对游戏的爱并没有消退；而互联网的普及、盛大的造富传奇也为游戏的正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孩子们玩电子游戏已经不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对电子游戏是否有了正确的认识，是否能够扩大电子游戏的积极影响，而不至于玩物丧志呢？
《游戏创造美好生活》的演讲者Jane McGonigal是一位游戏设计师，她提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观点：现在人们用在网络游戏的时间可以达到每周30亿小时（这个数字也太恐怖了吧！生活中有那么多紧迫的问题需要去解决呢，大家还花费那么多时间去玩游戏，这不是舍本逐末吗？），但是，这些时间一点都不多，对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还远远不够呢！为了能够更好地在地球上生存，我们需要大量地增加游戏时间，每周需要210亿小时！也就是说，为了解决诸如饥饿、贫困、气候变化、全球冲突等问题，我们应当鼓励大家花更多时间去玩游戏，至少每周210亿小时。
这个观点着实让Michael为之瞠目结舌：太不可思议了！对于这样的论断，Jane自然有她的诠释。在虚拟的游戏世界中，每个玩家都会有自己的角色，他们需要完成一些任务来提升自己的经验值，当经验值达到一定数值之后，等级就会提升，角色也会发生变换，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游戏的设计者并不会要求玩家们去做那些与自己角色等级不匹配的事情，譬如去打一个不可能打败的怪兽，那么，玩家们很容易就得到相应的成就感；此外，玩家们的目标很明确，他们会将所有精力都集中于解决某个难题，并且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组建团队，把协作精神发挥到极致；在游戏世界里，每个玩家都会觉得可以做到更好的自己，极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能够持之以恒地解决一个问题。面对挫折与失败，他们会毫无畏惧，持续奋斗。对于玩家们的努力，虚拟的游戏世界会给予持续的反馈，这是虚拟世界最为吸引人的地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不会是处于游戏世界中的那种感觉了，会觉得很压抑、迷茫、不知所措，甚至灰心丧气，对生活失去信心。
事实上，全球5亿多的游戏玩家是一个极其专注、拥有专属技能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群，只是他们一直都困扰于“虚拟世界优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他们无法将虚拟世界的成就感带到现实生活中来。也就说，只要能够填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鸿沟，这5亿多的玩家就会成为现实世界的“救世主”。为此，Jane所在的未来研究所发明了三种网络游戏：“World Without Oil”，“Superstruct”，以及最近推出的Evoke。这些都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的游戏，尽管里面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却是我们未来肯定会遇到的，譬如石油耗尽（World Without Oil），人类在地球上只有23年的生存时间（Superstruct）。这样的网络游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玩家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游戏中所获得的经验值在现实世界中，同样适用。
Michael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演讲，因为Jane史无前例地将网络游戏摆在了无比重要的位置。网络游戏消耗着人们大量的时间，常理会认为玩物丧志，而Jane却告诉我们，网络游戏能够拯救世界。我喜欢这样的观点，里面充满了辨证的思维以及创新的思考。总之，这是一个值得反复观看的演讲，相信我。

MIT原子比特实验室的Neil Gershenfeld教授曾在TED大会上做过一个演讲，讲到了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数字革命，亦即数字制造（digital fabrication）。简而言之，就是你可以在自己家通过3D打印机生产出几乎任何你需要的东西。看似天方夜谭，但事实上，它跟1980年代兴起的自由软件运动一样，开始是星星之火，慢慢的通过众人的口碑与实践，传播到世界各地。假如你对上述的概念还不熟悉，不妨看看下面这个视频，相信可以给你带来关于数字制造的一个感性认识。

RepRap from Adrian Bowyer on Vimeo.
有了3D打印机，你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开工厂了。事实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机器把自己设计的或者从网上下载的模型打印出来。3D打印机也已经出现多年了，只是其价格一直高居不下而已。现在，有了RepRap，你只要花500欧，就能拥有一台家用3D打印机。最让人高兴的是，RepRap的硬件设计也是开源的（遵守GNU GPL），也就是说，只要你有一台RepRap的机器，你就可以用那台机器打印出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RepRap!
RepRap是由Bath大学的Adrian Bowyer构想和设计出来的。Adrian从自然界中昆虫与花卉的共生现象中得到启发，昆虫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无形中帮助了植物授粉，自己也采得花蜜。人可以成为类似昆虫的角色，而RepRap机器则可以成为花朵。RepRap不但可以复制自己，还能用来制造一些有用的东西。这些制造出来的东西就可以类比于花蜜，人（同样类比下就相当于昆虫）帮助RepRap实现自我复制，而RepRap则帮助人制造人所需要的东西。
Adrian Bowyer说，假如RepRap的模式能够获得成功，它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因为在工业时代，我们所需要的物品都是在大工厂里生产，而后通过复杂的运输系统来到我们的城市，再由人们到商店去购买，最后才来到我们家里。假如RepRap能够大规模的被家庭所使用，那么人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工厂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你需要什么，你只需从网上下载相应的设计模型文件（就跟下载音乐差不多），而后通过3D打印机就能制造出任何你需要的东西。
最有趣的是片中Chris DiBona所讲的那句话：Think of RepRap as putting a China on your desktop.
这就是RepRap：一个能制造机器的机器，一个能复制自己的微型工厂。
注：本文首发Tony的个人博客，原文链接为：http://tonyyet.com/?p=199

2010年4月3日，吊足了苹果粉丝们胃口的iPad终于在美国正式发售了。自今年1月27日乔布斯向世界展示了iPad以来，有关这个新产品的评论就没有间断过。一时间，唱好或是唱衰iPad的声音纷至沓来，好不热闹。在这场口水大仗当中，苹果才是真正的赢家，因为iPad站在了电子产品市场的风头浪尖，赚足了眼球，为正式发售卯足了劲。这不，首日销量预计都已经从原来的20万至30万调整为60万至70万了。

有关iPad的褒贬观点，Michael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简而言之，硬件上的平庸以及操作系统上对iPhone的简单沿用是iPad最大的劣势，甚至有人以漫画来抨击：iPad就是大号版的iTouch。没错，从外观上甚至从本质来看，iPad确实就是大号的iPod Touch，但正是这个“大号”必将为电子产品界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因为，iPad让更多人用上了电脑，也许只有价格会成为唯一的阻力。
也许您对Michael的论断产生了怀疑，毕竟iPad的价格以及性价比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价格只是决定了人们“是否能够拥有”一台电脑的因素，而非“真正用上”。主宰着电脑应用面的扩大只有一点——易用性。如果回顾一下计算机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易用性的改善都会带来计算机数量的激增，譬如英特尔芯片的出现、磁盘的出现、DOS的出现、Windows的出现等等。那么，iPad的出现将会让电脑的易用性更上一层楼，无疑会带来一场电脑的革命。也许您会觉得装上了Windows系统的电脑已经足够简单易用了，那么把电脑和手机对比一下呢？事实上，还有数以亿计的人懂得使用手机却用不上电脑；还有很多人知道如何利用手机在网上冲浪却不懂得打开IE浏览网页。这不是个别想象，它是真实地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如果把大部分人使用电脑的需求进行归纳——娱乐需求、资讯需求、办公需求等等，我们会发现，眼下的电脑真的太复杂，太难用了。相比之下，iPad就能够给我们带来out of box（开箱即用）的体验，通过它来满足日常娱乐、资讯以及办公的需求几乎没有任何门槛。这就是iPad的威力所在，它让我有了“买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父母”的冲动。而苹果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也提出了“iPad非常适合学生和老人”的观点。
正是因为iPad比iPod Touch、iPhone有更大的屏幕，很多应用程序的体验得到了彻底的改善，譬如浏览网页、查看地图、观赏视频等等。此外，虚拟键盘的出现以及外接键盘也增强了对办公应用的支持。在很多人看来，“大号iPod Touch”的评价是iPad的阿喀琉斯之踵，Michael则认为这恰恰是iPad无坚不摧的亚瑟王神剑。拥有大屏幕的iPad已经是一台不折不扣的电脑了，即使它不支持多任务，不支持Flash，它以易用性颠覆了人们对电脑的认知，这会是一场革命。老子在《道德经》写下了“大道至简”的名句，我想，这是对iPad最贴切的评价吧！

今天是2010年3月17日，Michael在凌晨时分看到了一条微博：“我已辞去央视公职，创办网络电视平台优米网umiwi.com,详情请见我的博客http://sinaurl.cn/hjNWd 三月十七号是我们正式上线的日子。”微博里的“我”就是央视著名的主持人——王利芬。

乍一看到这样的微博，Michael心想：“又是一位来赶视频分享潮流的名人，有甚么新意呢？”于是，倒头便睡了。早上起来，陆续看到朋友的微博对这个网站进行评论，Michael耐不住好奇造访了优米网。不看则已，一看大呼“同道也！”原来，优米网并非土豆、优酷等等视频分享网站，它是一个服务国家和知识群体的网络电视。尽管它的栏目现在还比较少，但是“创新”和“创业”赫然在列，这可让Michael兴奋不已。这不恰恰印证了MetaIdea的理念——最值得传播的内容是创新么？我相信，会有更多类似优米网的项目不断涌现，中国的经济转型以及社会的发展太需要各种各样的创新了！
除了关注创新之外，优米网还有一点也让Micahel颇有共鸣——深切的人文关怀。从“关于我们”的页面可以看到，“深切的人文关怀”正是让优米网区别于一般视频网站的特点之一。“调动社会顶尖才智资源为普通大众服务”，“追求真善美的价值观”，“共同营造和谐平等的网络精神家园”，这一句句平实的话语无不让人动容。创新并不仅仅代表着技术的变革，还代表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巴西的赛普利，美国的Give Work，还有中国的都市土楼，这一个个鲜活的例子都透出了创新的本质——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最后，祝愿优米网蒸蒸日上，越来越受关注，早日成为创新的最强音！加油！

想必所有使用过计算器的朋友都会知道，很多计算器都可以使用太阳能进行供电，而这些计算器的表面都会有几块深褐色的太阳能电池板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这是一项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我们早已对其熟视无睹了，但是，科学家们从这里仍然找到了灵感。随着电子产品日益丰富，绚丽多彩的大屏幕、可触碰的屏幕等等都出现在了我们的手机以及其它手持电子设备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Apple的iPhone了。对比计算器上那几块小得可怜的太阳能电池板，iPhone的大屏幕能够接收的光能可要大得多，为什么我们还得为它配上电池，不时为其充电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革命性的技术诞生了。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Dawn Bonnell领导的研发小组在日前发布了一项发明成果——世界上第一套既可作电脑芯片又可作充电器的光电电路。也许这个术语有些专业，简而言之，有了这个光电电路，iPhone的大屏幕就可以成为iPhone本身的太阳能电池了！传统的太阳能电池都是将转换后的电能存储起来以备后用，而这个新发明则跳过了存储这一步，直接使用太阳能了！

虽然这个发明成果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它离真正的商业化应用还很远，因为这个电路能够产生的电能还是太弱了，无法为商业产品提供持续的电源。不管怎样，这项发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旦该技术成熟了，它几乎可以做到所处不在，毕竟它是一个电路，一个可以利用太阳能的电路。
相关阅读：World’s First Light-Powered Circuit Created ，Solar-Powered Circuits Charge by Sunlight in Real-Time

Howard Rheingold on Collaboration
[这是一篇译文，译者是Tony Yet，原文是著名网络观察家Howard Rheingold在2006年的TED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互联网与合作新可能的演讲。]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希望能邀请大家和我一道，加入探索者的行列，去探索人类集体行动背后的机理。
我们通常的看法是生物进化即战争，唯有强者可以生存。商业操作、国家的统治，也唯有依靠消灭他者才可能取得成功。而所谓政治，就是一方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 选票。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能够看到一种新的“叙事”(narrative)正在隐隐的生成。在多个不同的领域里，我们看到了合作 (cooperation)、协作(collective action)、复杂的相互依赖性(complex interdependency)这些特征正在浮现，而以往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法则则正在慢慢的让位于前述的新特征。
在我撰写《智慧的乌合之众》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沟通(communication)、媒体(media)与协作(collective action)三者间的关系。而当我的书写好以后，我发现，人群间的沟通、媒体以及人群间的社会行为，三者在历史上是共同演化的。人类在步入农业社会之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在游牧时期，人们通过打猎和拾果子，开始时人们只需找到能填铇肚子的食物就行了。而历史发展到某一个时期，人们开始集体捕杀大型动物。我们还不懂他们那时是怎么进行合作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要想捕获大型动物，比如乳齿象，人们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取得成功。一种新的财富也由此生成，猎人家里积聚了他们自己吃不下的蛋白质。由此我们想到一个问题：那些吃得到乳齿象肉的人家是怎么和捕猎者达成协议的？我们今天还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非常肯定，必然有某种手势语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了。
而随着农业的兴起，人类第一次迈向文明。那时候出现了第一批泥砖构造的城市，以及第一批帝国。而正是这些帝国的领袖们雇佣了大量的农奴来看管麦子、羊群、水源和酒。同时帝国的领袖们也学会了在瓦砾上雕刻图案，来记录别人欠他们的租税。
在那不久之后，人们又发明了文字。可是这一强大的工具在数千年的时光里都仅仅被牢牢的掌握在贵族的手里，帝国发生的大事即通过文字得以流传下来。
又过了很多年，另一种有助于人们相互间实现沟通的技术被发明了，那就是印刷术。于是几十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人通过读书识字变得有文化、有教养。而识字的人多了，在知识、宗教以及政治等诸多领域，新的人群协作行为也开始出现。
科学界发生了革命、宗教界也掀起改革浪潮、宪政民主由幻想变成了现实。不是印刷术本身创造了这一切，而是印刷术给人们带来了识字的可能，识字的人多了，人们就有可能进行更多的协作。新的协作也带来了新的财富。
商业行为本身的历史渊源是很久的，可以说它和古驿道一样的悠久。但是支撑起我们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则仅仅有几百年的历史。股份合作公司、共同承担的责任保险、复式簿记等合作方式的出现铺就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
而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种新的革新性的技术，它就是互联网。在这个多对多（many to many）的时代，每一台电脑都可以成为印刷机、广播站、社区或市场。
而计算机行业的进化还在不断的加速。不久后，我们就有望看得到一种更彻底的进化，我们将看得到大街上人们都把超级计算机穿在身上，所有的计算机都以极高的速度相连，到那时候，我们今天最快的宽带都会显得相形见绌。
而现今的关于人群合作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交困境”的问题。今天我只讲其中两个：囚徒困境以及公共品悲剧。由于Kevin Kelly跟我说今晚的观众大都理解囚徒困境的意思。我就简单的谈谈吧，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找Kevin Kelly。
囚徒困境实际上起源于博弈论当中的一个数学矩阵：参与比赛的双方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每一次不安全的交易都是囚徒困境的体现。一位顾客和一位卖主在没有信任的情况下是不会进行交易的。谁也不想先吃亏。但是这么一来谁也得不到好处。而假如他们能够实现互信的话，就能把囚徒困境转化为保险游戏( insurance game)，唯有如此，他们才能走到下一步。
20年前，Robert Axelrod把囚徒困境放到生物进化的角度进行思考：要是我们是生物进化的产品，那么我们的先祖在生存竞争中就应当是非常强悍的，那合作又从何谈起？于是他设计出一套计算机模拟的程序，让参加者选择自己的策略。有一项非常简单的法则在第一轮的较量中获胜，人们知道了这个事实后再来参加第二次角逐，发现这一法则在第二轮比赛中还是大获全胜。此即人们说的：一报还一报。
另一个不甚为世人所知的理论是最后通谍游戏（ultimatum game）。有两个参与游戏的人，他们之前从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也不认识对方，他们也不会第二次玩这个游戏。两人被安置于不同的房间。我们给游戏者A一百美金，然后让他提出在两人之间划分这笔钱的方案。游戏者B要么接受A的划分方案，这样大家都能拿到钱，游戏结束；要么拒绝A的划分方案，两人都得不到报酬，游戏结束。
新经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会告诉你：有钱送到你手里，你不去拿（那钱可能仅仅是一美金，而对方则拿到九十九美金），那是非理性的。可是我们在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做了大量实验。结果显示，除非对方提出一个跟50/50的划分比较接近的方案，否则大多数人都会拒绝对方提出的方案。尽管他们都是第一次玩这样的游戏，但是他们似乎凭直觉知道唯有提出一个接近50/50的划分才有可能被对方接受。
最近有人类学家把这样的游戏带到一些原住民的部落里。他们去到了居住在亚马逊森林里的刀耕火种的原始居民、中亚游牧民族，以及其他十余个不同文化的部落 里。所有这些民族对于何为公平的看法差异巨大。这表明，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并不存在一种天然的关于公平——现代社会经济交易之基石——存在一致的看法。不 同的社会背景会对我们关于公平的看法发生影响，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
另一个关于社会困境的解说就是“公共品悲剧”。Garrett Hardin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演绎过这样一个例子：要是有一个公共牧场，每一位放牧者都会把最多的牲畜赶到那里，最终将会因为过度放牧而导致资源匮乏。Garrett联系到人口过度增长的事实，指出任何一种公共的资源，只要没有外加的监管，都会不可避免的遭受毁坏。
1990年，一位叫Eleanor Ostrom的政治科学家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人类是否总是会破坏公共品？为了寻找答案，这位科学家着手发掘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
她察看了数千个人们共用水源、森林以及渔业资源的个案，发现确实存在很多的人们任意破坏公共品的例子。但她也发现了在很多的个案里，人们成功的逃脱了囚徒 困境。事实上，公共品危机是一种多角色的囚徒困境。她同时指出，只有当人们心里觉得自己是囚徒的时候，才会遇到囚徒困境。
事实上，人们会通过建立某种有利于集体合作的机制来走出此困境。此外，她还发现，所有那些成功的机制都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缺乏这些设计原则的机制则无法起作用。
下面我将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来具体的谈谈。在生物学里头，共生、群体选择以及进化心理学是几个颇具争议的理论，不过，生物界存在合作的机制则显然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从细胞到整个生物圈都是如此。
另外，我们今天关于个体作为独立的经济人的观念正在遭到挑战。理性的个体利益不总是占上风的因素。事实是，对于群体里的欺诈者，人们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哪怕这样会给他们自身带来一定的损失。
我刚才一直在讲在以往的日子里，新的沟通方式以及新媒体是如何创造出新的经济模式。我们知道商业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为，市场也是历史悠久，但市场经济则是直到近代才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而社会主义则是对此的一种回应。可是，在此之后将会有怎样的经济模式出现？
适才James Surowiecki提到Yochai Benkler关于开源的论述，并提到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即人对人的生产模式( peer-to-peer production)。在此，我想指出，我们今天也许正在走进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它与以往任何一种经济模式都存在本质的区别。
咱们先看看这些企业：[幻灯片上看到丰田、惠普、太阳微电子、IBM、索尼、亚马逊、eBay、Lily、Innocentive等公司的logo]。 IBM, HP, Sun等企业是IT界的龙头企业，它们正在着力于把自己的软件“开源”出去，把一些自己的专利放到公共领地上去了。Eli Lilly是一家实力很强的制药企业，也创造出一个为公众解决医药难题的资源库。
而丰田则不再把零件供应商当作是单独的商业伙伴，而是把它们当作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为它们提供培训，使他们生产出更优质的零部件，虽然他们也知道其竞争对手也会从这些零部件厂商进货。以上提到的多家企业没有一家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而这么做。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某种程度的分享其实也会为自身带来好处。
开源软件社区向我们证明了像Linux和Mozilla这样的世界一流的软件的编写可以不需要某种官僚架构或市场利益的驱动。
Google通过AdSense这个工具，在为无数的博客用户带来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了更大的价值。亚马逊则通过开放API，为无数家亚马逊在线书店的开设提供了可能。所有这些企业不是出于利他的心理而作出上述的行为的，他们这么做，在为他人带来价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带来了价值。
EBay成功的解决了企图困境，它通过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把囚徒困境变成了“保险游戏”：游戏的双方不再因为相互的猜疑而止步不前，而是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展示自己的诚信度，从而使得合作成为可能。
维基百科依靠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编写出全球最大的免费的百科全书，有150万个条目，涵盖200多种语言，而这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
ThinkCycle 这个网站则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布他们遇到的问题，全世界设计领域的学生都能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在那上面还能找到海啸救济相关的方法。那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会懂得应用，它可以使霍乱患者重新获得水的给养。
BitTorrent则把每一台下载的机子变成一个上传的结点，越是多人使用BT，整个系统就越有效率。
数以百万计的用户把他们闲置的计算资源贡献出来，他们把自己的机子连接到互联网上，形成一种超级计算机，为帮助医学家解开蛋白质叠合的难题提供帮助。还有的人把自己的计算机连到网上，成为超级计算机的一部分，Folding@Home 就是这么一个项目，科学家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能够找到外星生物。
我想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甚至我们连最基本的法则是什么也还没搞清楚。但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
我也没有时间一一对此加以演绎。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自私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自私的行为加起来却成为了别的东西。在萨尔瓦多，内战的双方决定妥协，他们的行为就很明显的避免了囚徒困境。
在美国、菲律宾、肯尼亚，以及全球各地，市民开始利用手机短信的方式自发的组织政治抗议以及为选举人拉票。
一个类似于阿波罗登月那样的合作项目是否有可能？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跨领域的合作来研究人类合作的问题？
我相信这样的研究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我认为我们应当描画出与此相关的领域的地图，使得跨领域对话成为可能。不过，我的意思不是理解了人类的合作行为本身会使我们变得更完美。
有些时候，人们也会通过合作来干坏事。要提醒大家的是，几百年前，人们看到亲人因病死去，他们会认为那是罪孽或邪恶的幽灵的入侵所致。
笛卡尔说，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的方式，因为那时新的科学技术使得新的思考成为可能。生物学告诉人们是微生物导致了人们生病，于是人们很快找到了治病的良方，无数的病人不再遭受痛苦的煎熬。
那么，假如我们对于合作的秘密知道得更多，人类是不是会从某种什么就煎熬中获得解脱，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财富？我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会自然出现，因为它需要我们付出努力。
因此，在此我诚挚邀请大家与我一道加入探索者的行列，共同开启这一合作的项目。谢谢大家。

经常在周末漫步广州街头，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有无线网络的工作空间。但我到现在一直都还只是无果而返。
不错，你可以到星巴克去写东西（记得阿北说，豆瓣网的原始代码就是他在星巴克里敲出来的），但总会觉得那样的地方缺乏一种工作的氛围。也可以选择自己租办公室，但这样做的成本无疑太高了。有没有能够同时解决两个问题的办法呢？
也许co-working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请参考本站同标题文章）
我最早听说这个概念是源自一个关注城市空间的博客，该博客提到了近年在美国以及西欧逐渐流行的co-working的空间，在这些空间工作的人，往往是来自不同的行业背景，大家也不一定认识。通常一个有无线网络的工作空间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人们就想到，能不能大家都到一个空间去工作，这样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还能结交来自不同背景的新朋友，此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们就这么做起来了。
现在，你在Google或“美味书签”上搜索co-working，可以找到很多鲜活的例子。更有专门创设co-working的空间来服务社会企业的，比如巴黎的La Ruche以及 The Hub 网络。
广州是否有可能搞类似的尝试呢？应该是完全可以的。广州本地的各类自由职业者很多，相信也有不少像我这样为寻找一个自由工作的空间而发愁。为何不能创设这么一个空间呢？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自由职业者们也于今年通过网络协作，一步一步的把他们的co-working空间建起来了。广州本地的co-working people在哪里呢？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想法值得做并且愿意一道行动的？

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艾柯在2003年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书的未来》（上、下）的演讲。在演讲当中，艾柯提到了书分为两种：供阅读的书和供查阅的书。他认为，“供查阅的书可以被超文本以及网络所替代，而供阅读的书将是不可缺少的。”不管书的未来是怎样，互联网占据了人们阅读的时间，也蚕食了传统媒体的市场。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资讯的手段，对传统媒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07年第一季度，风靡近70年的著名杂志《生活》停止了印刷刊物的出版，时代华纳集团仅保留其网络版本。这个消息让全世界的出版界为之震动；而到了2009年9月底，时代华纳集团打算出售《时代》周刊的消息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从《生活》杂志印刷版本的停刊到《时代》周刊待价而沽只是传统媒体市场低迷的一个缩影，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不管是日报还是期刊，发行量都在下降。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日益壮大，这还得归功于web 2.0模式，让整个互联网从“只读”变成了“可读写”，从而让个体通过网络掌握了话语权，信息源也从单一走向无处不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这场竞争似乎印证了中国的一句俗话——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如果把传统媒体出版商当作诸葛亮，那么，身为臭皮匠的You数以亿计，这场竞争的胜负似乎也已经毫无悬念了。然而，势均力敌才是这场竞争的形容词，竞争的焦点就在于“导向”。
文章开篇提到了书的分类，供阅读的书其实就是一种充满了导向性的书，我们都听过“一本书改变了人生”的说法，而这本书一定不会是辞典，也不会是菜谱。互联网上的信息浩如烟海，要从中找出导向性的内容实在是太难了。于是乎，Dig与Tag的出现是水到渠成的应变。然而，这两种手段还是无法为汗牛充栋的互联网信息建立一个良好的导向机制。
所以，天天泡网络的我同样离不开报纸与杂志，因为它们在引导我去挖掘更多的信息，也促使我在不断思考。于是乎，我获得一个完整资讯的途径就包括从传统媒体到搜索引擎，再到互联网信息这三个步骤了。当然，我也非常渴望能够一步到位，但是，谁叫《三联生活周刊》和《周末画报》有着那么牛B的编辑，而互联网上却只有一大堆垃圾信息的制造者呢？说白了，互联网这个新媒体在价值链上漏掉了编辑这个角色，由You生产出来的信息愣是没人去加工。而导向的缔造者恰恰就是这群可敬可爱的编辑啊！

我们都知道，眼下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如果我们乘坐时光穿梭机回到10年前，互联网信息的数量还不足以让Google成为人们上网不可或缺的工具，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Yahoo。当信息不断增加，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随之接踵而至，我们该如何搜寻需要的信息、该如何消化找到的信息、该如何归档这些信息等等。哈佛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和社会中心的研究员David Weinberger早在2007年写了一本书叫《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一切都是混杂的）。在David看来，混杂和无序并不是坏事。互联网上的信息越来越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数量庞大到泛滥的地步，但是，在面对信息泛滥的情况，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呢？对此，David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解决信息泛滥问题的方法是更多的信息。”
 这个观点乍一看，像是一个悖论。既然信息已经多到泛滥的地步了，创造更多的信息岂不是会加剧信息泛滥的糟糕状况吗？其实不然。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的一个反应就是Tim- Berners Lee在若干年前所构想的语义网络（Semantic），接着就是元数据。事实上，我的第一反应还是蛮正确的。:P
David对于自己的观点，有着这样的论证过程：“当我们的知识是用物理的方式加以组织的时候，比如书籍、卡片等等。我们就一直相信，界定、组织和思考问题的正确方法是唯一的。我们倾向于根据物理特性来组织材料，这源自我们习以为常的“对象、属、种”之间的层级关系。例如，一只麻雀是一只鸟，而鸟则是一种动物。
但是，这种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跟不上发展步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让用户随心所欲打上去的标签。每个人心中对于一个网页上的内容都有不同的归类，因而会产生非常多的标签，这会造成新的混乱。但幸运的是，我们借助于数据挖掘以及搜索，越是混乱的标签则让目标信息越容易被找到，颇有一些“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意味。而这一个个标签就是描述信息的数据——元数据。
其实，以上说的内容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日常生活中就有相应的例子，那就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了，为了要找到所需的书，我们确实应该将书按照分类摆好。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还需要书卡。通过书卡，我们才能知道有关书本身的信息（譬如，作者、内容简介、编号等等），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它。
* 延伸阅读：有关Web 3.0

也许很多朋友会认为概念陈述都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不如讨论技术来得实在。是的，概念脱离了实际则无异于海市蜃楼，虽然美丽却遥不可及。不过，话也回来，概念的提出或者归纳也许是推广普及的需要，也许是为了创造更大的舞台，Ajax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先例。
Web 3.0是一个新的概念，很可惜，我们很难找到权威的定义。不过，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约莫可以猜想到Web 3.0的一些特点：
1、Web 3.0时代的网络访问速度会非常快；
2、Web 3.0时代的网站会更加开放，对外提供自己的API将会是网站的标准配置；
3、Web 3.0时代的信息关联通过语义来实现，信息的可搜索性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点就不用说，想想自己10年前使用Modem上网的体验，再对比一下现在的宽带，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了；对第二点，相信大家也是相当熟悉了，开放API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网站所采纳，当所有网站都提供开放API的时候，也许就是Web 3.0时代到来的标志吧；最后的第三点，是我个人认为最具革命性的一点，同时也应该是Web 3.0最为关键的特征。在讲述这点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个网站——Freebase。
通过Google，我们能够找到有关Freebase的中文资料还非常少，麦田蚂蚁给出的文章以及阮一峰写的两篇文章比较有代表性。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Freebase是个类似Wikipedia的创作共享类网站，所有内容都由用户添加，采用创意共用许可证，可以自由引用。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资料存储方式，Wikipedia是以文章的方式输出，而Freebase中的条目都采用结构化数据的形式。因为资料存储结构化的关系，条目之间的关系或者串联就相当容易，这样就方便网站或者软件开发人员将数据应用到网站或软件中。”Freebase提供了API以及自定义的MQL语言，方便人们使用Freebase的信息，其开放程度是绝无仅有的，这恰好符合了Web 3.0的第二个特点。除此之外，Freebase对信息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Web 3.0的第三个特点——通过语义关联信息。
我们都知道，Google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的信息，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使用信息。那么Freebase的使命同样也是如此。不过，Google关注的是搜索，而Freebase关注的则是信息的组织。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从来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超链接的存在实现了这一点。而超链接这个平凡得让人遗忘的事物也是Google搜索算法的重要依据。尽管如此，这种关联却是和语义无关的，也就是说超链接只是为信息关联提供了最简单的方式，它对于人们发现并且获取信息的帮助少之又少，甚至适得其反。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可以思考以下问题：
1、某个词语或者词组，譬如“python”，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它所代表的意思将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而我们通常使用的搜索引擎仅仅是关键字的匹配，它并不能理解某个词语在上下文所代表的含义；
2、某个词语或者词组，尤其是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含义，但是当它们出现在某些上下文的时候，它就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譬如8848这个数字，本身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但是把它放到地理这个范畴，它就是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3、现阶段，信息的关联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机器所进行的信息关联更多在于文字层面的匹配。譬如，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一系列与某个关键字相匹配的网页，但这些网页仅仅是因为它们包含了该关键字才被组合到了一起。通常某个词语（尤其是学术名词）都会有它的内涵和外延，单纯的文字匹配所获得的信息组合无法全面而准确地对该词语进行表述，那么，通过搜索引擎实现的信息关联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上述三个问题是现阶段互联网所存在的一些缺陷，让我们面对浩瀚的信息海洋无所适从，哪怕是通过搜索引擎在很多时候都无法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面对这样的难题，“语义互联网”的概念应运而生了，而Freebase正是语义互联网的一个实验产物。乍一看，Freebase和维基百科还颇为相似，最大的区别在于条目存储的方式，Freebase为每个条目都提供了一个属性结构，譬如对于某个人物，就包含了诸如出生日期、性别、国籍等等属性，而用户不仅可以为属性提供赋值还能添加新的属性。这样一来，用户提供的每一个数字或者每一个词组所包含的意思就能被计算机识别了。在这里，这些属性就是语义的表现形式，因为语义本身就是对于信息的描述，这是一种元数据层面的理解。
我相信，随着语义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本身的可搜索性将会越来越高，那么，单纯基于文字的搜索引擎的作用将会大大削弱。这也难怪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表示：“Google目前的工作与语义互联网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事实上，语义互联网在最近这几年发展得越来越快，同时像诺基亚、IBM、HP、Adobe等IT巨头都在这个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可见该项技术的意义非比寻常。噢，对了，文中提到的Freebase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我们可以从Freebase的blog了解到，网站的条目已经达到了500万个。也许，以语义互联网作为标志的Web 3.0的脚步已经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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